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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良析金:这个问题不解决,中国经济将面临危机

1984年3月,只念过四年书的哈尔滨公共汽车司机王洪成宣布发明“水变油”,被吹捧为能够将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上千年。彼时,多位省部级干部观看了王洪成的水变油表演,不少专家、教授、高级工程师写信给中央,请求支持这项“中国第五大发明”。

一时之间,有关部门将其视为天人。王洪成不仅取得干部身份,还受到军队24小时特别保卫。上面甚至交待,只要他愿意交出“配方”,就可以出任政府部门高级领导岗位。

他在全国招摇撞骗十余年,有数百家乡镇企业拿出上亿元资金给他搞共同开发,卖所谓的“水基燃料”。

但假的终究是假的。1997年11月,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,王洪成栽了,他被法院以“销售伪劣产品罪”判处10年徒刑,彻底结束了这个惊天“售假”大骗局。

纵观过去的40年,“假冒伪劣”自诞生伊始,就与中国的地域经济学紧紧绑在一起。

一部改革开放史,也是一部光怪陆离的打假史。这里有红,有黑,也有中国经济发展的灰色真相。

01

假货地域经济学

王洪成,已从昔日的“神”跌落人间。

但整整20年过去了,中国的假货一直没有绝迹。

有权威报告显示,全世界每年有上万亿美元的假货在流动,约占全世界GDP 的2%。

假货泛滥,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,实在肥得惊人。随便找个小作坊,付点加工费贴上各大名牌,就能十倍百倍的溢价。1988年-2008年,全球假货产业实现了10,000%的增长,年交易规模突破6500亿美元。利润是全球毒品贸易的两倍。

在中国,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地方,制售假现象就越少。

深圳华强北、广州火车站、义乌小商品市场、莆田安福电商城……每一个城市经济地标的背后,可能都有一个庞大的灰色空间。

这些沿海地区的造假产业链,与地域经济脉络犬牙交错。它关乎着当地就业、区域经济、产业结构转型,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深层次执政难题——

完全打击的话,地方经济也可能会坍塌式败落。像一些地标性的传销城市,传销带来了外来人口的流入与生活型服务业的繁荣。如果彻底根治它,一些社区也会立马萧条,这是非常魔幻现实主义的治理悖论。

有些执法部门也有利益冲动。要增加单位收入,就得把执法变成“执罚”,违法越多收益越多,从而产生了一些放任和纵容行为。

此外,中国人早就穷怕了。就算是月薪五千,活出月薪五万的富贵模样,这样才有面子,才不会被人欺负。

基于贪图便宜的趋利和好面子的心理,消费者产生知假买假的行为。这本身就是假货经济的最大土壤。

02红

假货就像一颗市场毒瘤。

它在给中国造成巨额税基沉没的同时,也给“中国制造”的海外形象蒙上一层阴影。连带着,中国的电商平台也成了最大受害者。

进入21世纪,电商平台崛起,它们身上挨的箭,足够再打一场三国演义。别人在网上买到假货,首先骂的是平台,而不是卖假货的那个厂商。

随着网购群体的日渐扩大,这种矛盾越发激烈。

“我自己这么觉得如果把淘宝关了假货就灭了的话,淘宝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宝关了”。2010年3月,冬天的淘宝年会上,马云这样讲述。

当时淘宝的注册用户已超3亿人,这个成绩放美国,几乎就是顶天了。这种体量的平台,难以避免地成为制售假团伙的猎场。

如今回过头来看,阿里巴巴只是整个假货经济的背锅侠。

互联网时代的出现,拉平了这个地球,使得假货可以更快捷地触达城市和农村。作为最大的电商平台,自然会成为全社会假货最为集中火力攻打的地方,成为一个显性的出口。

假货泛滥的根源,不在渠道,不在平台,而在于生产。上游的水脏了,下游才无法完全净化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,阿里除了承担平台本身的“通知--删除”义务外,还要如此不计成本的联合执法机构溯源打击线下制假源头。

人在江湖走,哪有不湿鞋。再专业再高明的售假者,终有被发现的一天。

借助自身强大的科技能力,阿里可以很好的协助执法机关和被侵权的品牌权利人,对制售假份子实现溯源打击。

据最新发布的《2018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》,去年阿里网络假货治理各项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——

96%的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封杀,被阿里平台主动删除的链接量下降67%;

96%的知产投诉在24小时内被处理,品牌主投诉量同比下降32%,被消费者举报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数下降70%;

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.11笔为疑似假货,比去年同期下降26%,被行政执法机关要求协查的知产侵权案件量下降64%。

另一组数据则显示,2018年全年,阿里向执法机关累计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,协助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1953名,捣毁窝点数1542个。

四组数据,是成绩,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。一家企业,承担起了平台自身义务之外的责任。

03黑

包括淘宝、京东、唯品会等在内,中国的电商平台所面对的困扰,其实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瓶颈。

假货不是电子商务的原罪,而是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致——

中国工业体系齐全,但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,产品附加值低,利润都被发达国家收割走了。底层市场为谋取暴利,进行了造假。

用历史的眼光看,这种现象,可能会是中国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现象。就好像曾经的德国制造,也不是光荣与伟大的代名词。

1871年,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,想发展经济,但是一没基础二没技术,就把目标瞄准了英国。一个字,抄!

大批假货蜂拥而入,英国人再贵族,也不得不低下头颅,打响保卫战。1887年英国出台一个羞辱性的法案:任何德国产品都要贴上“made in Germany”以警示消费者。

底层结构的问题,天然决定了打假不是电商平台一个人的事情。更何况,今天的假货经济已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特征——

  • 假货治理洼地的出现。阿里巴巴打假成效,会逼得假货流到微商以及其他电商平台等监管薄弱的“洼地”。制售假团伙还会利用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,在上边分享经验、发展下线、教唆犯罪、交换货源,使得假货四处流窜,在别的地方发展壮大。
  • 假货产业分工的全球化。组织者在发达国家,加工环节在发展中国家。捣毁境内的代工厂后,境外的上游环节也很难抓捕归案。

这也意味着,中国的打假行动,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只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。

换句话说,电商平台并没有执法权,打假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参与,包括行政执法机关、各品牌企业、消费者、媒体等。

另一层面,想要真正建立起对假货的狙击机制,线上线下势必要联动起来。各社交、电商等平台,也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,主动配合执法机关围剿线下窝点。

04

西西弗斯的石头

在假货治理洼地与制售假产业全球化之外,制售假违法成本低,同样是中国面临的治理难题。

90年代王洪成卖假油,给全社会造成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

按照一个北京职工平均5000元年薪算,要不吃不喝干8万年,才能赚回来。但最终,他也只判了十年。

一个王洪成的售假史,也是一部假货治理的司法史。

目前刑法规定,制售假的起刑点是5万元。这个门槛看似不高,但问题在于,从制订至今,定罪的标准一直是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。而实际操作中,售假者很多时候会故意用现金交易,避免票据留存,商品也销售到天南地北,执法机关很难一一对应,从而最终确定销售金额。

从司法实践来看,因为制售假被判刑、判实刑的人少之又少。

2018年3月,阿里巴巴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,在2017年740例已伏案的制售假案件中,刑事判决了129人,缓期执行104人,缓刑比例高达81%。

由于适用缓刑的案例比较多,犯罪分子被判刑后,依然可以在社会上流动,累犯率很高。如此,假货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,生生不息,不断从各个角落钻出来。

在美国。对制假售假的个人罚款最高约合3300万元人民币,对公司罚金最高近1 亿元人民币,震慑力巨大。

在法国。法律不仅会严惩卖假货的人,买假货的人也可能被罚惨。带有一定的连坐制。

在中国。制售假成本低,执法成本高,其结果就是“违法者笑死、执法者累死、消费者哭死”。

有一组数据显示,早在2000年前后,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高达1300 亿元,国家因此损失税收250 亿元。这样一种藏富于民,跟“王洪成们”的政治发迹史同样病态。

2017年3月,马云就在其微博呼吁“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”,改变制售假入刑标准。或许,只有让法律法规的牙齿真正起到震慑效力,涌现更多的执法实践与司法突破,才能摆脱中国假货地域经济学的漩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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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 : 马良析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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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良析金

历经资本市场洗礼,形成鲜明的交易风格体系,K线解码、大道从简、压力与支撑的亮剑。现货贵金属等资本市场上经过近多年的实盘检验,不断的完善优化交易的稳定性,准确率,风险控制,交易心态,交易纪律等环节一气呵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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